最近央视播《十送红军》，播得好呀！联系下史料中的一些记载，可以让我们理解（伪）理想与（黑）现实之间的差距。至于如何把（黑）现实包装成（伪）理想，其意义目的何在，就不是我等升斗小民所能置喙的了。
史料来自《苏区研究论文精粹》，主编陈棉水，何友良等著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版：
129-130页
就是在国共两党激烈对抗的反“围剿”时期，这种商业意识也可见一斑。红军长征
后，1934年11月9日，国民党剿匪东路军第十师进入瑞金县城时的状况如下：
“入城（瑞金）时，豚酒犒师，相属于道，商肆悬旗欢迎，市门尽启，所藏货物，
均陈列市肆，以待采购，一时攘往熙来，似忘其为创巨痛深之余者。”
同年，在国民党军队收复闽西建宁时：
“入城第一日，全城无一物可购，当然无市之可言。及第二日，大批肩挑小贩，即
由黎川络绎来，其神速可佩。于是城内大街满布担摊，至今则市上熙熙攘攘，呈拥
挤现象，举凡日常用品，应有尽有他如茶馆、酒楼、浴室等亦均开设。”
131页
1928年2月2日，《中共中央致江西省委信》开头写道：“自耕农问题即你们所谓富
农问题，这是一最困难的问题。尤其是在江西是中国自耕农最多的地方。”
-----本书选编组编：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（1927年
-1937年）》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1987，第57页
同时赣西南的富足从中共的相关文件中也可以看出：“赣西南有十多万金子要付给
中央，已在闽西组织一百名参观团到赣提款回来。我写信要他们即筹四十万元给南
局中央，他们的钱很多。”
-----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、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
《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》第4期，1983年5月，第346页
139-140页
在宁都，调动80余人去前线在20天内全部开小差回来。某支部的党员竟听到要十分
之一的党员，就把家属带到山上去躲藏。1933年“11月15日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，
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，路上跑了935人。”在万泰，“东缝区报告140余人而实际加
入红军只有7人，古坪区扩大100余人而到老营磐全部开了小差。”“会昌三月份动员
三百人参战，没有到前方就中途折回。”甚至瑞金“九堡模范营全连开小差，团部不
准他回，与团部对立起来，还敢登山打枪，结果开小差走了70余人。”在于都，开
小差的可编一个师。
141页
“会昌的某区少共区委，召开群众大会，把前后门关起，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，就
要到会的一致加入，公开宣告。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。在这一方式之下，少数的
人起来报名了。主席就叫报名的另坐一边，夸奖他们勇于加入红军一番之后，便要
已报名的向未报名的作斗争。而在瑞金，要么是封不当红军的人的屋子，要么是在
不当红军人家的门口贴上耻辱牌。”
----潘汉年：《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》，《斗争》
1933年8月29日
141页
对付开小差的人员更是层层“把关”，让其别无选择。首先是在各种会议上来动员，
同时造成整个反逃兵空气；再召集逃兵会议和逃兵讲话，组织逃兵突击逃兵，并集
中人员对其家属做工作；最后是组织算数委员会，开展阶级斗争，发动群众要他赔
偿人工或处罚加倍的人工。
······如在寻乌县，一个半月来，反水群众达8336人。“闽西苏区······时常有兵
士逃跑，有些地方的群众表示对红军的厌恶。”在党的相关文件中，也承认“党内主
要的弱点，有过半数同志，是不能脱离家庭，甚至五六十岁的党员是有三分之一。
因此，党内怕吃苦怕斗争怕当红军的和平绅士（即老实人）也还有不少······”
142页
1930年在闽西，“一般对红军地位轻视，把群众中捣乱不受支配的，或过于老小不
壮的，以至犯罪不应处死刑的分子送到红军里来。一般群众视红军为犯人集团，老
弱的收容所。
----《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军事问题草案》（1930年8月22日），载《闽西革命史文献资
料》第四辑，第46页。
144页
在基层干部的这种“攻势”下，一般民众在面临着“公示”、“丢面子”的同时，还得面
对乡村干部、妇女会员、突击队员、儿童团员的轮番动员。这种出榜公示与日夜不
停的登门劝说所造成的压力，如果达到效果的话，是足以让农民“甘愿自动”进行公
债票的认购的。
而在扩红运动中，据《红星报》第54期的统计，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，中央苏区
的扩大红军人数共达112105人。若加上1933年2月后的数目，总共人数大约十七万
左右。以中央苏区当时的人口二百五十万来说，这个征集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
年人口都聚集到了红军。
149-150页
1931年 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》，《红旗周报》，1932年8月10日
1932年 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》，《红色中华》，1932年7月14日
《江西省农业税税率表》，赵効民主编《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》，广东人民出版
社，1983，第343页
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，人均收获量在四担至八担之间的居民，税率都比原先增
加百分之四，但负担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四百、百分之二百、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点三
和百分之八十。这一部分农民应该说占苏区人口的绝大多数。因此可以说，占苏区
大多数的贫下中农要比富裕农民的负担增加得更多。
在扩红的过程中，长汀县馆前区的少队队长说：
不能用政治动员，要进行三丁抽一、五丁抽三，才能扩大红军。
151页
“拿上杭才溪乡来说把，共有2000余人口，在一次又一次的扩军运动后，只剩下壮
丁7人，还要进行突击扩军，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。”
----张鼎丞：《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2，第63页
152-153页
“1932年，胜利县把推销公债的数目任务摊派到了每个区。”
相应地，在苏区的广昌县则提出：“在青黄不接时······节省一部分缴纳公债谷
子。比如每个群众每餐所吃的只要都省一合米不过二三口饭，另吃些杂粮······算
起来五个月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节省近一箩谷子。”而在鼓动群众多挑塘泥去肥田
时，规定“每个男子至少要铲三千斤草皮。”对儿童下达的任务则是：“每个儿童捡
100斤屎肥红军公田。”“每个儿童节省10斤谷子、10个铜元慰劳红军”。
153-154页
1934年5月20日，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
（中字第3号）：
“地主应编入永久的劳役队，富农则应编入临时的劳役队。在直接作战的区域，在
军事必要时，即在直接作战区域的近后方，地主富农可以编入同一劳役队内。在基
本地区，则仍应有这种区别。在所有战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富农应就地处决
外，地主的家产全部没收，地主家属一律驱逐出境或移往别处，但对富农则只实行
征发其粮食与现金，富农家属一般仍可留在原地。征发的程度可由当时战争的环境
和战争的需要来决定，但不得少于基本地区的征发量。在所有基本地区，对于地主
家产仍然是全部没收，富农亦应开始征发其粮食。暂时决定每人五斗谷子。富农捐
款的百分比应相应增加。除对于商店、停业、逃跑、操纵居奇，造成经济恐慌，以
相应敌人进攻的商人与资本家的财产应全部没收外，目前应开始在主要市镇向商人
资本家募集捐款，帮助革命战争的经费。”
----《关于地主富农编制劳役队与没收征发问题》，《红色中华.》，1934年5月23日
“一家前门贴捐款，后门贴罚款，不是滑稽。”
----红军十二政治部：《筹款问题训练大纲》，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
员会、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《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》第5辑，1984年7
月，第124页
“兴国之青年女子，不愿嫁壮丁男子，宁愿嫁四五十岁以上老人，其理由为如嫁壮
年，要当红军，夫妻不能团聚。
宁都桥头一带妇女，常结队至红军残废院，要求与残废兵结婚，以为如此可保夫妻
偕老。”
----《赤匪反动文件汇编》第6册，1953-1954页
154-155页
1933年7月11日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颁布《反逃跑十人团的组织与工作纲要》：
“在驻军时辅助军政首长查街巡夜和防止任何人自由外出和外宿。在行军时防止故
意落伍或装病掉队的分子，不让任何人自由，不服从指挥自由携械离队。十人团在
每次行动应以其他好的分子帮助指导员担任收容督队的任务。”
----江西省档案馆、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：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》
中，第691-692页
同年12月15日，毛泽东、张国焘、项英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、副主席的名义
颁布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，明确指出：
“逃跑是红军和革命战争的恶敌人，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
作。过去对于逃跑分子没有统一的处置方法，因此特以命令宣布：（一）拖枪逃跑
者一经捕获一律就地枪决。（二）组织逃跑，如造假印刷路条等，率领一班一排一
连逃跑者，对于这样的领导分子，一律逮捕经公审枪决。”
----《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》，《红色中华》，1933年12月20日
1184页
当年的革命者常常感叹;“红军每到一地，群众冷冷清清”，革命难以发动。“‘斗争
的布尔什维克党’的建设，真是难得很。”
----《井冈山的斗争》（1928年10月28日）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
社，1991年，78、74页
而且即使在平分之后，贫苦农民晚上还偷偷把白天分配到的财产送还给地主富农或
原有物主，这种行为在当年被称为缺乏“阶级觉醒”。比如1931年11月《中华苏维埃
共和国土地法》便规定：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及财产和废除一切佃租契约与债务
后，“所有旧地主与农民约定自愿偿还的企图，应以革命的纪律加以严禁，并不准
农民部分的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，或偿还一部分债务。”
----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》（1931年11月），载江西省档案馆编《中央革命根
据地史料选编》下册，第461-462页。
231页
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乱而几近崩溃的“新恢复区”农村经济，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政
府面临的紧迫问题。在此情况下，1935年初，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任命邹华盖为
特派员、徐侠成等为督导员，以及陈洪芳等50多指导员，分赴中央苏区中心中心6
县（宁都、兴国、于都、会昌、瑞金、石城），组设办理宁兴于会瑞石六县农村救
济土地处理区特派员办事处及各县办事处；其工作重心是用“快干手段”“组社贷款”
和“恢复春耕”。6月底，第8行政区7县（加上广昌县）共利用合作预备社17778个，
社员232687人；次年6月底，发展到1837个，社员235341人，每县均组建了县联合
预备会。在“组社”的同时，发放“贷款”的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。1935年经农救会
发放的7县农业、农仓和特种救济贷款实际共约70万元左右。1934年7月以后，福建
省也从省至县组建了农村合作的组织系统，闽西长汀县纸业每年都获得了10万元的
贷款。1935-1937年间的龙岩县，救济贷款从1万余元增长至4万余元。
“人事”的努力加上“天时”的助力，战后赣闽边区社会经济开始呈恢复性增长；以赣
南为主产地的江西木材出口旺盛，战时输出“一落千丈”的局面不复存在，1936年出
口达“百数十万元”；赣闽边区传统的手工造纸业也逐步组建纸槽，恢复生产，并向
国内外展拓市场；冶铁、榨糖、烧瓷、织布等行业，也应得到贷款而相继复
业；1936年，江西省进出口贸易一改多年入口超千万元的历史，当年贸易出口超额
达500万元。由于农村经济活跃，农民购买力增强，1936年江西自产自销的土布，
当年销售额达到290余万元，比上年增加110余万元。
232页
一是在近代相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，按照资本趋利的本性，农村资金向
城市涌流是不可逆转的趋势。这种趋势导致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普遍面临枯竭危
机。在战后的赣南边区，这种危机自然更加严重。在此情形下，赣闽地方国民政府
指导农民普遍组建了利用合作预备社。这种预备社，和全国其他地区通常意义上的
利用合作社并不相同。即尽管其名为“利用合作”，但其可兼有信用、供给、运销等
各种功能和业务。实际上，其主要的功能和业务是信用放款，实即起着信用合作社
的作用。换言之，赣闽边区农村利用合作社的组建，构建了一个现代的农村金融网
络。通过这一网络，使得政府的“扶农”资金能够迅速和源源不断地流向战后的赣闽
边区农村。，现代金融“下乡”和资本的有效运作有力地支持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复
苏。二是当地大部分农户都加入了合作预备社（江西第八行政区五分之四农户成为
社员），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当地居民（农业、农仓和特种救济贷款户数总数）。
233页
这对“劫后百无所有”的农民来说，无异于雪中送炭，对春耕恢复和农户基本生存维
持的意义尤其大。另外，就加入合作社农户的比例看，江西第八行政区（80%）远
远高于1934年的安徽省（1.3%）、1930年和1934年的江苏省（0.6%、0.34%）；其
中缘故，主要是由特殊历史时段和环境的需求决定的。三是合作预备社的贷款利息
低廉，而且大大低于革命“暴动”前的民间借贷利息。据温锐研究，20世纪30年代以
前，赣闽边区各县民间借贷年利息一般在15%-36%之间。1934-1937年，江西第八行
政区的农户从预备合作社得到的贷款均在1分以下，即年利12%以下。福建闽西各县
得到的贷款利息约为6厘，即年利7.2%左右。两相比较，预备合作社对社员的贷款
利息可谓低廉优惠。这在战后资金短缺的环境下，实属难能可贵，也体现了执政政
府复兴战后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务实思想。
正是由于执政政府的“主动指导”，才使得农村合作在“战后救灾”这一特殊环境中，
能够发挥它的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功能，从而启动与刺激了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复
苏过程。所以，抗战时期主管江西合作的熊在渭回顾说：“此种合作预备社，办理
收复匪区救济贷款，虽仅百余万元，而农民恢复生业之速，有令人难以置信者。如
宁都、石城各县匪陷七八年，卒能于两三年中恢复旧观，农贷工作之有助于善后实
信而有征。”可谓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。
所谓“波尔布特在赣南”，不外如是？呵呵。
史料来自《苏区研究论文精粹》，主编陈棉水，何友良等著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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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在国共两党激烈对抗的反“围剿”时期，这种商业意识也可见一斑。红军长征
后，1934年11月9日，国民党剿匪东路军第十师进入瑞金县城时的状况如下：
“入城（瑞金）时，豚酒犒师，相属于道，商肆悬旗欢迎，市门尽启，所藏货物，
均陈列市肆，以待采购，一时攘往熙来，似忘其为创巨痛深之余者。”
同年，在国民党军队收复闽西建宁时：
“入城第一日，全城无一物可购，当然无市之可言。及第二日，大批肩挑小贩，即
由黎川络绎来，其神速可佩。于是城内大街满布担摊，至今则市上熙熙攘攘，呈拥
挤现象，举凡日常用品，应有尽有他如茶馆、酒楼、浴室等亦均开设。”
131页
1928年2月2日，《中共中央致江西省委信》开头写道：“自耕农问题即你们所谓富
农问题，这是一最困难的问题。尤其是在江西是中国自耕农最多的地方。”
-----本书选编组编：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（1927年
-1937年）》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1987，第57页
同时赣西南的富足从中共的相关文件中也可以看出：“赣西南有十多万金子要付给
中央，已在闽西组织一百名参观团到赣提款回来。我写信要他们即筹四十万元给南
局中央，他们的钱很多。”
-----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、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
《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》第4期，1983年5月，第346页
139-140页
在宁都，调动80余人去前线在20天内全部开小差回来。某支部的党员竟听到要十分
之一的党员，就把家属带到山上去躲藏。1933年“11月15日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，
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，路上跑了935人。”在万泰，“东缝区报告140余人而实际加
入红军只有7人，古坪区扩大100余人而到老营磐全部开了小差。”“会昌三月份动员
三百人参战，没有到前方就中途折回。”甚至瑞金“九堡模范营全连开小差，团部不
准他回，与团部对立起来，还敢登山打枪，结果开小差走了70余人。”在于都，开
小差的可编一个师。
141页
“会昌的某区少共区委，召开群众大会，把前后门关起，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，就
要到会的一致加入，公开宣告。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。在这一方式之下，少数的
人起来报名了。主席就叫报名的另坐一边，夸奖他们勇于加入红军一番之后，便要
已报名的向未报名的作斗争。而在瑞金，要么是封不当红军的人的屋子，要么是在
不当红军人家的门口贴上耻辱牌。”
----潘汉年：《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》，《斗争》
1933年8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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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付开小差的人员更是层层“把关”，让其别无选择。首先是在各种会议上来动员，
同时造成整个反逃兵空气；再召集逃兵会议和逃兵讲话，组织逃兵突击逃兵，并集
中人员对其家属做工作；最后是组织算数委员会，开展阶级斗争，发动群众要他赔
偿人工或处罚加倍的人工。
······如在寻乌县，一个半月来，反水群众达8336人。“闽西苏区······时常有兵
士逃跑，有些地方的群众表示对红军的厌恶。”在党的相关文件中，也承认“党内主
要的弱点，有过半数同志，是不能脱离家庭，甚至五六十岁的党员是有三分之一。
因此，党内怕吃苦怕斗争怕当红军的和平绅士（即老实人）也还有不少······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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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0年在闽西，“一般对红军地位轻视，把群众中捣乱不受支配的，或过于老小不
壮的，以至犯罪不应处死刑的分子送到红军里来。一般群众视红军为犯人集团，老
弱的收容所。
----《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军事问题草案》（1930年8月22日），载《闽西革命史文献资
料》第四辑，第46页。
144页
在基层干部的这种“攻势”下，一般民众在面临着“公示”、“丢面子”的同时，还得面
对乡村干部、妇女会员、突击队员、儿童团员的轮番动员。这种出榜公示与日夜不
停的登门劝说所造成的压力，如果达到效果的话，是足以让农民“甘愿自动”进行公
债票的认购的。
而在扩红运动中，据《红星报》第54期的统计，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，中央苏区
的扩大红军人数共达112105人。若加上1933年2月后的数目，总共人数大约十七万
左右。以中央苏区当时的人口二百五十万来说，这个征集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
年人口都聚集到了红军。
149-150页
1931年 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》，《红旗周报》，1932年8月10日
1932年 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》，《红色中华》，1932年7月14日
《江西省农业税税率表》，赵効民主编《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》，广东人民出版
社，1983，第343页
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，人均收获量在四担至八担之间的居民，税率都比原先增
加百分之四，但负担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四百、百分之二百、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点三
和百分之八十。这一部分农民应该说占苏区人口的绝大多数。因此可以说，占苏区
大多数的贫下中农要比富裕农民的负担增加得更多。
在扩红的过程中，长汀县馆前区的少队队长说：
不能用政治动员，要进行三丁抽一、五丁抽三，才能扩大红军。
151页
“拿上杭才溪乡来说把，共有2000余人口，在一次又一次的扩军运动后，只剩下壮
丁7人，还要进行突击扩军，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。”
----张鼎丞：《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82，第63页
152-153页
“1932年，胜利县把推销公债的数目任务摊派到了每个区。”
相应地，在苏区的广昌县则提出：“在青黄不接时······节省一部分缴纳公债谷
子。比如每个群众每餐所吃的只要都省一合米不过二三口饭，另吃些杂粮······算
起来五个月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节省近一箩谷子。”而在鼓动群众多挑塘泥去肥田
时，规定“每个男子至少要铲三千斤草皮。”对儿童下达的任务则是：“每个儿童捡
100斤屎肥红军公田。”“每个儿童节省10斤谷子、10个铜元慰劳红军”。
153-154页
1934年5月20日，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
（中字第3号）：
“地主应编入永久的劳役队，富农则应编入临时的劳役队。在直接作战的区域，在
军事必要时，即在直接作战区域的近后方，地主富农可以编入同一劳役队内。在基
本地区，则仍应有这种区别。在所有战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富农应就地处决
外，地主的家产全部没收，地主家属一律驱逐出境或移往别处，但对富农则只实行
征发其粮食与现金，富农家属一般仍可留在原地。征发的程度可由当时战争的环境
和战争的需要来决定，但不得少于基本地区的征发量。在所有基本地区，对于地主
家产仍然是全部没收，富农亦应开始征发其粮食。暂时决定每人五斗谷子。富农捐
款的百分比应相应增加。除对于商店、停业、逃跑、操纵居奇，造成经济恐慌，以
相应敌人进攻的商人与资本家的财产应全部没收外，目前应开始在主要市镇向商人
资本家募集捐款，帮助革命战争的经费。”
----《关于地主富农编制劳役队与没收征发问题》，《红色中华.》，1934年5月23日
“一家前门贴捐款，后门贴罚款，不是滑稽。”
----红军十二政治部：《筹款问题训练大纲》，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
员会、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《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》第5辑，1984年7
月，第124页
“兴国之青年女子，不愿嫁壮丁男子，宁愿嫁四五十岁以上老人，其理由为如嫁壮
年，要当红军，夫妻不能团聚。
宁都桥头一带妇女，常结队至红军残废院，要求与残废兵结婚，以为如此可保夫妻
偕老。”
----《赤匪反动文件汇编》第6册，1953-1954页
154-155页
1933年7月11日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颁布《反逃跑十人团的组织与工作纲要》：
“在驻军时辅助军政首长查街巡夜和防止任何人自由外出和外宿。在行军时防止故
意落伍或装病掉队的分子，不让任何人自由，不服从指挥自由携械离队。十人团在
每次行动应以其他好的分子帮助指导员担任收容督队的任务。”
----江西省档案馆、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：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》
中，第691-692页
同年12月15日，毛泽东、张国焘、项英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、副主席的名义
颁布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，明确指出：
“逃跑是红军和革命战争的恶敌人，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
作。过去对于逃跑分子没有统一的处置方法，因此特以命令宣布：（一）拖枪逃跑
者一经捕获一律就地枪决。（二）组织逃跑，如造假印刷路条等，率领一班一排一
连逃跑者，对于这样的领导分子，一律逮捕经公审枪决。”
----《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》，《红色中华》，1933年12月20日
1184页
当年的革命者常常感叹;“红军每到一地，群众冷冷清清”，革命难以发动。“‘斗争
的布尔什维克党’的建设，真是难得很。”
----《井冈山的斗争》（1928年10月28日）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
社，1991年，78、74页
而且即使在平分之后，贫苦农民晚上还偷偷把白天分配到的财产送还给地主富农或
原有物主，这种行为在当年被称为缺乏“阶级觉醒”。比如1931年11月《中华苏维埃
共和国土地法》便规定：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及财产和废除一切佃租契约与债务
后，“所有旧地主与农民约定自愿偿还的企图，应以革命的纪律加以严禁，并不准
农民部分的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，或偿还一部分债务。”
----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》（1931年11月），载江西省档案馆编《中央革命根
据地史料选编》下册，第461-46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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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乱而几近崩溃的“新恢复区”农村经济，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政
府面临的紧迫问题。在此情况下，1935年初，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任命邹华盖为
特派员、徐侠成等为督导员，以及陈洪芳等50多指导员，分赴中央苏区中心中心6
县（宁都、兴国、于都、会昌、瑞金、石城），组设办理宁兴于会瑞石六县农村救
济土地处理区特派员办事处及各县办事处；其工作重心是用“快干手段”“组社贷款”
和“恢复春耕”。6月底，第8行政区7县（加上广昌县）共利用合作预备社17778个，
社员232687人；次年6月底，发展到1837个，社员235341人，每县均组建了县联合
预备会。在“组社”的同时，发放“贷款”的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。1935年经农救会
发放的7县农业、农仓和特种救济贷款实际共约70万元左右。1934年7月以后，福建
省也从省至县组建了农村合作的组织系统，闽西长汀县纸业每年都获得了10万元的
贷款。1935-1937年间的龙岩县，救济贷款从1万余元增长至4万余元。
“人事”的努力加上“天时”的助力，战后赣闽边区社会经济开始呈恢复性增长；以赣
南为主产地的江西木材出口旺盛，战时输出“一落千丈”的局面不复存在，1936年出
口达“百数十万元”；赣闽边区传统的手工造纸业也逐步组建纸槽，恢复生产，并向
国内外展拓市场；冶铁、榨糖、烧瓷、织布等行业，也应得到贷款而相继复
业；1936年，江西省进出口贸易一改多年入口超千万元的历史，当年贸易出口超额
达500万元。由于农村经济活跃，农民购买力增强，1936年江西自产自销的土布，
当年销售额达到290余万元，比上年增加110余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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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在近代相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，按照资本趋利的本性，农村资金向
城市涌流是不可逆转的趋势。这种趋势导致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普遍面临枯竭危
机。在战后的赣南边区，这种危机自然更加严重。在此情形下，赣闽地方国民政府
指导农民普遍组建了利用合作预备社。这种预备社，和全国其他地区通常意义上的
利用合作社并不相同。即尽管其名为“利用合作”，但其可兼有信用、供给、运销等
各种功能和业务。实际上，其主要的功能和业务是信用放款，实即起着信用合作社
的作用。换言之，赣闽边区农村利用合作社的组建，构建了一个现代的农村金融网
络。通过这一网络，使得政府的“扶农”资金能够迅速和源源不断地流向战后的赣闽
边区农村。，现代金融“下乡”和资本的有效运作有力地支持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复
苏。二是当地大部分农户都加入了合作预备社（江西第八行政区五分之四农户成为
社员），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当地居民（农业、农仓和特种救济贷款户数总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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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对“劫后百无所有”的农民来说，无异于雪中送炭，对春耕恢复和农户基本生存维
持的意义尤其大。另外，就加入合作社农户的比例看，江西第八行政区（80%）远
远高于1934年的安徽省（1.3%）、1930年和1934年的江苏省（0.6%、0.34%）；其
中缘故，主要是由特殊历史时段和环境的需求决定的。三是合作预备社的贷款利息
低廉，而且大大低于革命“暴动”前的民间借贷利息。据温锐研究，20世纪30年代以
前，赣闽边区各县民间借贷年利息一般在15%-36%之间。1934-1937年，江西第八行
政区的农户从预备合作社得到的贷款均在1分以下，即年利12%以下。福建闽西各县
得到的贷款利息约为6厘，即年利7.2%左右。两相比较，预备合作社对社员的贷款
利息可谓低廉优惠。这在战后资金短缺的环境下，实属难能可贵，也体现了执政政
府复兴战后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务实思想。
正是由于执政政府的“主动指导”，才使得农村合作在“战后救灾”这一特殊环境中，
能够发挥它的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功能，从而启动与刺激了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复
苏过程。所以，抗战时期主管江西合作的熊在渭回顾说：“此种合作预备社，办理
收复匪区救济贷款，虽仅百余万元，而农民恢复生业之速，有令人难以置信者。如
宁都、石城各县匪陷七八年，卒能于两三年中恢复旧观，农贷工作之有助于善后实
信而有征。”可谓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。
所谓“波尔布特在赣南”，不外如是？呵呵。
（阿姨就是在连续发了包括本篇在内的影评被豆瓣完全消除数据……真是顶风作案……有木有）
顺带一提，《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》一书中，一开头就有对土改的成文政策略有描述。此乃其一。其二……反ab团的事……持续时间……反正自己联想_(:з」∠)_所以说……为什么叫剿匪咩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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